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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日黄昏，光影斜照进教室，将空气中的粉笔尘照得如同浮动的金屑。我正踮脚擦拭黑板最上沿的粉笔印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轻咳。回眸，看见语文老师倚门而立，眼含笑意。“真没想到，”她柔声道，“你这样能干。”
她的手轻轻落在我的肩上，温暖透过薄衫。“黑板擦得干净，就像——”她顿了顿，寻找着恰切的词，“就像给知识拂去了尘，让明天又能写满新的篇章。”
我怔在原地，掌中的黑板擦尚存余温。那瞬间，记忆如潮水般倒流，将我带回那个连黑板擦都握不稳的童年。
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堂语文课，老师让我上台擦黑板。我紧张得同手同脚，好不容易蹭到讲台前，却因个子太矮，只能够到黑板下半部分。我急得乱抹一通，结果原本清晰的板书变成一团模糊的灰云。台下的窃笑声如针一般扎在我背上。最后老师温和地让我回座位，请了另一个高个子同学。那一刻，“不能干”三个字，如同无形的烙印，深深刻在一个孩子的心里。
自那以后，我对“劳动”二字产生了深深的畏惧。大扫除时，我总缩在角落，生怕笨拙的双手再次出卖自己的无能。我用“好好学习”当作借口，主动承包了所有不需要动手的“脑力劳动”。我以为，只要成绩单足够漂亮，就能掩盖那藏在心底的自卑。
转机发生在初二那年的学农活动。
学校组织我们去郊区农场采摘柑橘。深秋的果园，枝叶间缀满沉甸甸的金黄。我依旧习惯性地想躲，却被分到了最需要技巧的岗位——使用高枝剪采收树顶的果实。
我握着那冰冷的、看起来十分危险的铁器，手心冒汗。果树枝条坚韧，我要么剪了半天纹丝不动，要么用力过猛差点剪到自己手指。沮丧再次如乌云笼罩。
休息时分，农场的老管理员走过来，拿起我丢在一旁的高枝剪。“孩子，工具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”他没有直接示范，而是指着剪刀的转轴，“你看，这里有个巧劲。不是用手臂的力气去硬磕，而是用腕力，找准了支点，轻轻一旋。”
他握着我的手，带着我感受那个“旋”的力道。那一刻，奇妙的感觉发生了：原本与我为敌的铁器，仿佛忽然被注入了生命，成了我手臂的延伸。我依照他说的“巧劲”，再次对准一根高枝——只听清脆一声，圆润的柑橘应声落入我手中的布袋。
那一整天，我沉浸在这种全新的体验里。我不仅剪下了最多树顶的果实，还学会了如何辨别柑橘的成熟度。傍晚，看着堆成小山的金黄果实，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和喜悦，从指尖蔓延到心底。原来，我并非“不能干”，我只是从未被教会如何与器物对话，如何找到那个名为“巧”的支点。
从学农归来，我眼中的世界悄然改变了。我不再躲避劳动，而是开始带着一种探究的热情去接近它。我主动向父母学习如何将被子叠出棱角，向物理老师请教杠杆原理如何让大扫除省力，甚至自己琢磨出快速擦净黑板的秘诀：先用湿抹布擦一遍，再用干报纸擦第二遍，水痕与粉末便瞬间消失，留下一片墨绿的光洁。
如今，老师的一句夸赞，仿佛为这段漫长的自我证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但我知道，这句“真能干”背后，远不止于一块光洁的黑板。
它关乎一种跌倒后爬起的勇气，关于将“我不能”的自我设限打碎后重建的自信。劳动，从来不是划分聪明与愚笨的标尺，而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最深切的沟通。当我们用双手去触碰、去创造、去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时，我们便在这触摸中，确认了自身的存在与价值。
那个黄昏，我最终擦净了整块黑板。墨绿色的板面映照着晚霞，像一片深沉的湖，湖中倒映着一个不再惶恐、不再瑟缩的身影。
我感激那位教我使用高枝剪的老人，更感激那个终于敢于拿起工具的自己。他们让我明白：世间万千能力，皆始于一次勇敢的触碰，和一次不懈的尝试。而真正的“能干”，乃是心与手的高度统一，是克服内心恐惧后，所抵达的那片广阔与从容。